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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帕尔默不仅要承担杀害其祖父的刑事责任，而且必须剥夺他的继承权的可能生活。

将那种应当获得的与事实上获得的在性质上相互背离的可能生活称之为错位的可能生活。如果连接大小前提与结论的推理形式无效，大小前提与结论之间就不会具有相关性，那么，即使给定的大前提正当合理，小前提真实可靠，大小前提的正当性合理性也无法传递给判决结论，以应得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也就不可能构建出来。

总之，如果接受这个判决结论将会对他的未来生活产生全方位的负面影响，大大降低他的生活质量。在笔者看来，同时符合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四个构成要件的法律论证就是合理的，合理的法律论证就是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的决定性理由：（1）构成法律论证大前提的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它得自于公认的法律渊源（诸如制定法、法律裁决、法律学说和立法准备资料这样的法律渊源被认为是那些可用于评价法律论证的具体渊源类型）。（二）法律领域中可能生活的基本特征可能生活概念是笔者从美国学者索尔·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演化而来的。作为制度性的、合理的法律论证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Ⅲ）大前提错误（法律规则或不具有正当性或不具有合理性），小前提真实充分。

因此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在索尔·克里普克看来，可能世界就是‘世界可能会采取的各种方式，或是整个世界的状态或历史。且不说植体在原供体中就可能存在缺陷，也不论供体与受体之间质的差异性，单就法律本身来看，它有没有变革社会的力量？有观点认为，法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保持稳定，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因此，在我们频繁地修改完善法律法规之际不仅不能建立法律的预期和权威，而且有可能破坏本来法律所要保证的已经建立的社会预期，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法治的建立。

美国学者罗伯特•塞德曼与其夫人安•塞德曼将这种观点推进一步，明确提出法律不可移植规律，他们宣称相同的法律规则及其约束力，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中，不会对不同的角色承担者引出相同的行为。因此，恰当的时机应当是为移植的法律实施所能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包括配套设施）已初步完成、法律已经开始实施、实施的后果也已初步显现之时。相反如果植体与受体之间具有较好的亲缘关系，则移植易于成功。法律植体的生命力，还取决于法律自身的韧性、弹性。

但对于非洲本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失败之作。从法律移植的动因来看，除了强国或殖民者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强力压制受体接受移植，或者在少数主动的移植中，可能存在压制者或立法者以权谋私之外，一般情况下，移植的动因源于对受体中法律制度的缺陷感，也就是，立法者感到落后的社会现实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内在需求的扩张，另一方面来自于内在矛盾冲突的加剧，社会无法维持原有的均衡发展，有可能产生颠覆、断裂甚至倒退的危险，由此，产生社会变革的要求，法律变革成为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甚至被当成满足社会变革需求的重要条件之一。无论如何，大量法律移植失败的先例警告我们要慎重对待法律移植，法律移植只应发生在确有必要之时。也许这正是法律移植得以成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非洲，移植的法律没有真的推动社会的发展，但却给宗主国带来了暴利，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推行法律移植的目的达到了，也右以说他们成功了。

社会制度内部的某一缺陷导致制度整体的缺陷甚至恶性循环，此时，内在需求便产生了。第四，在受体中植体所取代的原有制度较弱或易于改变，至少要可以改变。而且，相对独立的法律，对环境的要求较低，移植起来也就更加容易成活。然而，由于地方与法律的粘合程度是可疑的，法律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必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地方羁绊，或者扩展所谓地方的范围。

植体有无复制的可能决定了供体提供植体的可能。吉尔兹所说的法律，如果不理解为直接个案的话，则必然也是具体的法律。

如果这是质的改变，实际上就导致了法律的死亡。两个方面的因素的结合就有可能使一开始的强力演变成自觉自愿行的主动移植，从入侵到接受，真正有活力的移植实际上开始于接受之时。

生物器官对生物依赖性极强，所以器官移植极其困难。所谓法律移植，不过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用以说明一国（地区）对他国（地区）既有法律经验的采用。从长远的观点看它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在短期内又不可完全消失。如同立法者的感觉不可能永远正确，它也不会永远错误，而且，立法者的感觉也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他的个人理性，而可能来自于社会压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社会问题必然要对相应的法律提出不断的挑战，只有那些制定得较为完善、前瞻性较强、灵活性较大的法律才能顺利回应挑战，有青春活力。因此，社会有机体的概念在这里受到质疑。

因而，说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底有多大普遍性意义？令人怀疑。如果一个社会闭关氏锁国、固步自封、缺乏吸纳外来新鲜事物的勇气和能力，则整个社会必然会一步步地走向衰败乃至灭亡。

地方与法律的高度统一，就使法律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实施便利，指该法律的实施极其容易且成本极低。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论点。一滴水也许可以反映大海，但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事物的身上并不一定总能投射到整个社会的影子。

单就有特色的空间来说，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依我来看，它可大可小。若答案是肯定的，则移植成功有望。在这一地域之内，其中一国的某一法律很可能就是对另一国相同法律的移植。生物体与生物体所处的环境之间泾渭分明，生物体的完整性决定了它的封闭性，而社会系统较为开放，小社会之外是大社会，其边界模糊不清。

受体系统外部越封闭，打开系统越因难，移植对系统的伤害（成本）越大。我们也不会轻率地断言某一项法律移植已经失败。

即使这一观点的提出与器官移植的艰难毫不相关，我们也很容易由此产生类似于器官移植后排异反应的联想。言语之中，犹疑之态毕现。

法律植体的生命力，还取决于法律本身的完善程度，包括内容的妥当、形式的合理、实施的便利和功能的强大程度。第二，法律移植中涉及到的社会空间也并不等同于吉尔兹所说的地方。

诚然，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之间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之故，的确有一些法律是不可移植的，有一些社会相互之间不存在可供移植的法律，大部分法律在移植之初，除非极端契合，一般都会产生排异反应。促进两种不同法文化的融合，从而使所移植的法律成为本国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五，受体具有必要的开放性。法律植体的生命力，还取决于法律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由于需求是一个变数，刺激需求也应该慎重，它必须真正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就是就是立法者为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当事人创设的一种可能生活模型。

此外，如果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那就是对帕尔默在判处监禁之外又加上一种额外的惩罚。接受这种判决结论虽然不是我们的最好选择，但却是我们的次好的无奈选择。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碰到这样两个规范命题：（Ⅰ）你必须把衣服洗一洗。不论是主动的接受还是被动的接受，法律论证的合理性都是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关键，而法律论证的合理性、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都是法官通过法律论证活动赋予的，所以，作为诉讼证明活动的组织者，司法判决的作者，法官法律论证能力的高低成为决定司法判决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的关键。